Thoracic surgery in Egypt
Review Article on Thoracic Surgery Worldwide

埃及胸外科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Hussein Elkhayat1^, Hany Hasan Elsayed2^, Waleed Adel3^, Ahmed Gamal Elkhouly4^, Amr Abdellateef5^, Wagdy Abdel Moneim Amin6, Alaa Ibrahim Abd El Hafiez7, Hatem Beshir5,8^, Yasser Ahmed Elsayed9^, Moustafa Mohamed Elhamami10^, Ehab Abdel Moneim Wahby4, Elhusseiny Elhusseiny Gamil11, Ahmed Elminshawy12^

1Department of Cardiothoracic Surgery, Faculty of Medicine, Assiut University Heart Hospital, Assiut, Egypt; 2Department of Cardiothoracic Surgery, Faculty of Medicine, Ain Shams University, Cairo, Egypt; 3Department of Cardiothoracic Surgery, Kasr Alainy Faculty of medicine, Cairo University, Cairo, Egypt; 4Department of Cardiothoracic Surgery, Faculty of Medicine, Tanta University, Tanta, Egypt; 5Department of Cardiothoracic Surgery, Faculty of Medicine, Mansoura University, Nile Delta, Egypt; 6Chest Diseases Department, Ministry of Health and Population (MOHP), Cairo, Egypt; 7Department of Cardiothoracic Surgery, Faculty of Medicine, Zagazig University, Ash Sharqiyah, Egypt; 8Department of Cardiothoracic Surgery, Egypt Ministry of Health and Population, Alexandria, Egypt; 9Military Medical Academy, Cairo, Egypt; 10Department of Cardiothoracic Surgery, Faculty of Medicine, Alexandria University, Alexandria, Egypt; 11Department of Cardiothoracic Surgery, Faculty of Medicine, Alazhar University, Cairo, Egypt; 12Department of Cardiothoracic Surgery, Faculty of Medicine, Assiut, Egypt

Contributions: (I) Conception and design: H Elkhayat, HH Elsayed, AG Elkhouly; (II) Administrative support: A Elminshawy, EE Gamil, EAM Wahby, MM Elhamami, YA Elsayed; (III) Provision of study materials or patients: WAM Amin, A Abdellateef, H Beshir; (IV) Collection and assembly of data: AI Abd El Hafiez, WAM Amin; (V) Data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H Elkhayat, HH Elsayed, W Adel, AG Elkhouly; (VI) Manuscript writing: All authors; (VII) Final approval of manuscript: All authors.

^ORCID: Hussein Elkhayat, 0000-0002-0090-1189; Hany Hassan Elsayed, 0000-0002-7597-6070; Waleed Adel, 0000-0003-3314-277X; Ahmed Gamal Elkhouly, 0000-0002-0491-0365; Amr Abdellateef, 0000-0003-3861-8132; Hatem Beshir, 0000-0003-1366-3949; Yasser Ahmed Elsayed, 0000-0003-1391-5739; Moustafa Mohamed Elhamami, 0000-0001-8140-6579; Ahmed Elminshawy, 0000-0003-2383-6110.

Correspondence to: Hussein Elkhayat. Department of Cardiothoracic Surgery, Faculty of Medicine, Assiut University Heart Hospital, Assiut, Egypt. Email: dr_khayat@hotmail.com.

Submitted Jul 10, 2021.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Oct 18, 2021.

doi: 10.21037/jtd-21-723

历史

在辉煌的古埃及时代，埃及对于胸部疾病便有了深邃的洞察力，包括在木乃伊中发现结核杆菌和漏斗胸[1,2]。然而，埃及的现代胸外科却显得鲜为人知，不过仍然也值得一书。和其他地方一样，埃及的现代胸外科最初是为了治疗肺结核。随着患者数量的增加，曾经由肺部专家进行的工作逐渐转给了外科医生[3]。埃及见证了胸骨正中切开术的首次应用。1897年，开罗Kasr el Aini医院的首席医官Milton发表了胸骨正中切开术下切除结核胸骨的技术，首先试验于尸体，然后应用于临床[4,5]。埃及第一个疗养院于1926年建于阿勒旺市的福德港。这个疗养院前两任院长是瑞士肺癌专家Rene Burnand 博士（图1）和Eric Zimmerli博士，紧随其后的是第一任埃及籍疗养院院长Abdel Raouf Hassan博士（图2），他也是埃及第一位肺癌专家和自学成才的胸外科医生。Hassan在他的《回忆二十年前的阿勒旺福德港疗养院》一书[6]中描述了建立埃及第一个疗养院的过程，在抗结核药物时代之前，良好的营养、休息和手术是治疗的主要手段。Hassan博士似乎是10年来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胸外科医生[3]，直到1939年另一位外科医生Zakaria Massoud（图3）接替他。在加入福德港疗养院之前，Hassan博士在国外接受过培训，后来又去了Abbasia胸科医院，成为卫生部的首席胸外科医生，是埃及第一位采用开胸手术进行各类胸外科手术以及硬支气管镜检查的医生，并指导大学医院和卫生部新指派的外科医生进行胸外科实习[3,6,7]。随后的第三位外科医生是Helmy Bassili Boctor博士，他于1941年在英国完成皇家外科学会培训并在Brompton医院工作，于1946年加入疗养院并担任外科医生，是第一位担任此职位的埃及人。他施行了多例肺叶切除术和全肺切除术。他发现经肋间进行手术而不切除肋骨可获得相当效果，并在许多期刊上发表了他的结果[8,9]。

图1
图1 Rene Burnand 医生正在采用人工气胸的方法治疗肺结节（1927年）
图2
图2 福德港疗养院的第一位埃及籍院长Abdel-Raouf Hassan博士
图3
图3 福德港疗养院的第二位埃及籍院长Zakaria Massoud博士

Abdel Raouf Hassan博士因左手食指皮肤癌去世，享年53岁，可能与施行Monaldi手术时经常暴露于过量辐射之下有关。在他去世前几天，Hassan博士因左手食指截肢后癌症在体内扩散而入院治疗。当时，他得知一名14岁的女孩患有空洞病变而需要进行干预，毅然为这个女孩做了长达7个小时的手术。这也是他逝世前完成的最后一例手术[10]。

第一例报道的创伤胸廓切开术是由一位年轻的外科医生Hassan Ali Ibrahim在1948年战争期间完成的。一名左胸中弹的战斗机飞行员，透视下子弹伴随心脏同时跳动，被确诊为心脏损伤和心包填塞。伤员在战场上幸存下来，但在转送医院期间开始出现血流动力学不稳定，随时将面临死亡。Hassan Ali Ibrahim医生虽然从未有开胸手术的经验，但是为了挽救生命，他做了生平第一次开胸手术，发现子弹在右心室，并将其顺利取出，且未发生任何不良事件，患者得以顺利康复出院，并在后来重返空军[11]。这次经历之后，Hassan Ali Ibrahim医生出国接受了正规的心胸外科培训，回国后成为一名胸外科医生。在更年轻的同事们进修后，他回到家乡，实施胸廓成形术，开展专业的胸外科手术，甚至治疗缩窄性心包炎[12]和肺脏切除术[13]，这些人后来成为埃及心胸外科实践的核心，即由Salah El Malah教授于1951年建立的开罗福德港大学心胸外科，是埃及第一个学术性胸外科部门。2 年后进行了闭式心脏手术[14]，主要是闭式瓣膜扩张术。1958年，埃及进行了第一次使用表面冷却的心内直视手术[15]，是一例继发性房间隔缺损，随后在1965年在体外循环下进行了心内直视手术[16]。胸腔镜手术在上文提到的福德港疗养院早期就已为人所知，随着抗结核药物时代的到来而逐渐消失，但在90年代初期重新流行起来，主要用于胸腔和心包积液的引流[17,18]，稳步向VATS肺叶切除术发展，然后在2016年向单孔VATS发展[19]。目前，埃及有四个中心为符合条件的病例提供常规的VATS肺叶切除术以及其他VATS 手术，另外三个中心可提供VATS胸腺切除术、胸膜剥脱术和亚肺叶切除术。

心胸外科和胸外科的教育

要选择胸外科作为职业，应聘者应该从两种途径中选择一种进行胸外科培训。前者是加入其中一所国立大学的心胸外科住院医师项目。后者是申请埃及卫生部的胸外科培训项目，该项目于2005年成立。为期6年，其中包括2年的普通外科，6个月的心脏手术，其余时间进行专门的胸外科培训。外国临床研究员主要接纳来自也门、利比亚、苏丹和伊拉克的人员。到目前为止，该研究项目已培训了 25 名外科医生，15名外科医生经过认证。胸外科培训名额相对有限，需根据培训机构每年的需求而定。

大学心胸外科住院医师培训项目主要是心脏外科和胸外科的混合培训。根据每个大学的规模，为期3-5年。在此期间，候选人应该接受6个月到1年的普外科培训。培训结束时，候选人将获得心胸外科硕士学位或具有心胸外科培训经验的普外科硕士学位。随后可授予博士学位，第一个心胸外科医学博士学位是在1984年由开罗大学授予，然后其他大学也开始授予学位。目前埃及的大多数胸外科医生都是该系统的毕业生。

回顾过去十年，我们可以接触到埃及先进的胸外科革命浪潮。这一浪潮始于许多致力于亚专业的胸外科医生，他们在教育部的资助下，甚至是自费参加了数年的海外临床研究项目。然后，这些外科医生回到埃及，开始发展VATS和先进的复杂胸外科手术。

在埃及，胸外科手术主要由心胸外科医生完成，而专门的胸外科医生、普通外科医生、小儿外科医生和肿瘤外科医生则不多。这主要是由于相对于庞大的人口而言，胸外科医生的数量较少。相对于超过1亿的人口，埃及医疗集团（Egyptian Medical Syndicate，EMS）只注册了210名心胸外科专家和355名A级顾问、10名B级顾问和93名C级顾问[20]。这些数字代表了心胸外科医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致力于心脏手术实践，并有少量的胸外科实践。性别不平等也很明显，到目前为止，只有13名女性心胸外科医生注册。

长期以来，胸外科没有独立的认证途径，因此大多数心胸外科医生必须接受心脏和胸外科病例的培训并进行手术。很少有外科医生单独致力于胸外科手术，他们大多从事复杂病例的手术，并参与开创微创胸外科手术实践。由于创伤中心缺乏胸外科服务，一些普通外科医生开始接受胸外科培训，以帮助偏远地区主要进行ER开胸手术和引流陈旧性血胸。肿瘤外科医生在上GIT进行食管手术，少数肿瘤外科医生从事胸部肿瘤手术，主要进行食管癌、肺癌和间皮瘤手术[21,22]。

医疗保健系统：谁支付手术费用?

埃及的胸外科服务有三大类机构；第一类也是最大的一类是政府公立部门，它为所有基本诊断和治疗干预提供全额报销。纳入该部门的医院（包括大学医院、卫生部公立医院和国家癌症中心）为一半以上的埃及患者服务。其次是医疗保险部门，除了有限的额外诊断和治疗选择外，还允许公立医院提供相同的标准选择。他们主要服务于从出生到完成高等教育的儿童、在职和退休员工。这涵盖了约35%至40%的患者，由于2018年启动了一项综合医疗保险，预计将在2023年实现全覆盖，所以这一覆盖面可能扩大。最后，还有一些为满足自费者和那些持有国内及国际私人保险人员需求的私人医院/诊所[23]。现在我们有31个胸外科服务单位：18所大学医院，7所公立医院，6所军队医院。由于学术界和公立医院的外科医生可工作以外的时间于私立医院兼职，大型私立医院之间的医生流动性很大，所以没有估计私立医院的数量。

现状及工作量

胸外科病例的模式与西方和中国有很大不同，可能更类似于其他国家，如印度，更主要的是炎症性疾病，包括结核病、真菌感染和支气管扩张，而不是肺癌。另一个例子是埃及的人口分布差异很大，埃及的女性吸烟率比大多数国家低[24]。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国家数据库，以改善注册、研究和多中心试验，从而制定出更符合患者类型、经济状况和现有服务的指南。

我们收集了9个大型胸外科中心的临床登记数据。结果显示，在过去3年中，平均每年有1,533个病例（大型中心的定义是每年有100个以上病例），每个中心平均执行170.3例（范围从100到330例）。就手术而言，对过去3年的分析表明，大多数中心最常见的手术是开放或VATS胸膜剥脱术，其次是肺叶切除术和胸腺切除术。VATS胸膜剥脱术在住院时间、疼痛和需要二次干预方面显示出良好的效果，随着学习曲线的改善，转为开胸手术的比例更低[25-28]。

间皮瘤手术为两个中心最常见的手术之一，两者很可能距离仍在使用石棉的工业区很近。其中一个中心平均每年进行12例食管切除术。大多数其他中心都没有常规的食管手术或不独立进行手术，而是与胃肠外科医生合作。每个机构的VATS病例占总病例数的30.5%，范围为17.8% ~ 51.2%。

埃及的肺癌手术

肺癌流行病学的区域差异已得到充分证明，这是由不同区域的社会、经济和生活方式差异造成的。2018年中东地区（Middle East area，MEA）的新肺癌病例估计为 80,000例[29]。在中东地区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存在很大差异。根据《2020年全球信息网》[30]，土耳其报告的每10万人口的发病率以及死亡率的年龄标准化率（age standardized rate，ASR）最高，分别为40.0 / 10万新病例和35.9 / 10万死亡，而沙特阿拉伯的ASR最低，为5.1 / 10万新病例和4.6 / 10万死亡。埃及的发病率见表1，代表中东和非洲国家的较低水平。

表1
表1 Number of new lung cancer cases and cancer related death in Egypt[31]
Full table

国际指南推荐手术切除作为I-II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患者的治疗选择，这些患者表现良好，肿瘤可切除，可进行手术[32]。因此，埃及胸外科医生和其他专家应该参与确定最安全、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术前分期和诊断有助于优化手术策略，并有助于避免不必要的手术。

微创技术如VATS或机器人辅助胸外科（robotic-assisted thoracic surgery，RATS）可缩短术后住院时间并提高长期生存率[32]。胸腔镜肺叶切除术与较低的术后死亡率和发病率相关[33-36]。基于其良好的术后恢复和发病率，VATS被认为是早期可切除NSCLC患者的标准治疗方法[37,38]。在埃及还没有RATS，但在35个进行胸外科手术的中心中，只有四个中心会对早期NSCLC进行常规胸腔镜肺叶切除术。诊断和治疗选择水平的异质性仍然是埃及肺癌管理的症结所在[23]。

埃及位于亚洲人种和高加索人种的交汇处，为确定治疗方法提供了特别的民族背景。此外，埃及位于中东地区，是一个由多种族和民族组成的大型地理区域，强调了应用以MDT为基础的多模式方法来尽可能提供最佳的非小细胞肺癌治疗。不幸的是，在所有的肺癌患者中，只有不到10%的人能够得到多学科团队的帮助[23]。

初级保健医生参与MDT小组可能有助于该小组的能力建设，这有利于早期疾病诊断和早期开展治疗[39]。此外，MDT可能在鼓励基于人群的监测系统生成埃及NSCLC流行病学的流行病学数据方面发挥作用，鼓励对新的辅助靶向疗法进行临床试验及普及。但在特定的时间内缺乏专家，且财政拮据，无法提供沟通工具或安排频繁的MDT[40,41]。因此，需要确定有效MDT的有限配置，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成本效益并为尽可能多的患者服务。为团队提供资源和最新的技术以实现虚拟连接，将有助于更高效地在各专业之间共享知识，并使更多的患者受益。Ardila等人最近提出了一种深度学习算法，该算法应用患者当前和既往CT体积来预测NSCLC的风险[42]。将人工智能方法集成到诊断中可能是MDT可用来优化诊断的一种途径，具有更高的准确性和一致性，尤其是在埃及胸外科专家数量较少而需要覆盖的地理区域较大的情况下。

埃及的肺结核负担

据研究纸莎草纸、墓室墙壁上的某些陪葬品画像以及对古代木乃伊尸体的细致检查，结核病从一开始就存在于埃及[1]。Abaza和Sami在1947年的 "埃及结核病 "报告中指出，1945年期间，1354名患者（仅在药房和疗养院，不包括在大学医院和私人诊所进行的大量病例）接受了人工气胸治疗。有趣的是，他们报告其中的37%（500名患者）是由4名操作者进行胸腔镜下的粘连切除。14%的住院粘连患者发生气胸伴膈神经麻痹，后者为胸膜内肺松解术的禁忌证。多数情况下，神经被压碎了。同年，这两家疗养院进行了37例胸廓成形术，占住院人数的1.4%。自1939年以来，大学医院和疗养院一直在尝试胸膜外气胸，但术后并发症限制其应用[3]。同时，Abdel Raouf Hassan医生采用了Monaldi的跨胸膜减压术，并改进了特定的仪器[43]。2019年，全球新增结核病病例约为1000万人。同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20年的估计，2019年埃及社区的结核病发病率为每10万人12例[44]。埃及参与了早期发现、提供适当的化疗药物和预防结核病传播[45]。

国家结核病控制计划（National Tuberculosis Control Program，NTP）的全国结核病战略在埃及各地对结核病病例进行登记。在过去几年中，埃及通过在结核病管理中使用短期直接观察治疗（Directly Observed Therapy Short Course，DOTS）策略，在降低结核病病例数方面取得巨大成功，这有助于降低疾病负担[46]。

尽管肺结核的药物治疗在绝大多数病例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其中约5%的病例仍需手术干预[47,48]，在埃及，由于严重的胸膜和肺门粘连，开胸手术比胸腔镜手术更常用。同时，仍有几项研究报道了VATS在肺结核外科治疗中的安全性和适用性[48-49]。

肺结核的外科治疗始于 70 年前，许多外科治疗方法如前所述已经发展起来。在目前实践中，最常见的手术适应证包括耐药结核患者的痰中持续出现抗酸杆菌阳性，药物治疗患者的持续局限性空腔或支气管扩张，肺部受压，反复或大咯血[50]。

事实上，由于病例复杂，手术的成功需要丰富的胸外科经验。此外进行适当的围手术期医疗管理需胸外科医生和胸内科医生之间的合作[51]。

吸入异物的负担

异物（Foreign body，FB）吸入确实是一种威胁生命的情况，在世界范围内发病率很高（10% - 20%）[52]。FB性质是随年龄、性别、饮食习惯和社会经济地位而异[53]，在埃及最常见的吸入性FB是坚果、豆类、围巾别针和塑料物品[54,55]。其他不常见的异物在埃及也有报道，如子弹和耳环[55]。

支气管镜检查具有诊断和治疗的优点，于埃及各地的许多中心采用。7大胸部中心进行的支气管镜检查的平均数量为1428次/年，每个中心平均204次（范围从71到324）。卫生工作者面临巨大负担，由于医疗资源的地域分布不平衡，广大地区的人口医疗需求大，而又缺乏有经验的医生来管理FB吸入患者。故在埃及，胸科医生、儿科医生、耳鼻喉科医生为异物吸入行支气管镜检查的报告越来越多[56,57]。

与纤维支气管镜相比，全身麻醉下的硬支气管镜具有更高的通气能力和可视化能力，因此在大多数埃及机构中被广泛用于FB提取。此外，它的特点是其牢固的握力，以把握和操纵FB，特别是对受影响的FB。相反，在成人和儿童中，使用纤维支气管镜切除远端FB的结果令人满意[52,56,58,59]。

在我们目前的实践中，围巾别针是一种常见的吸入性FB，特别是在因宗教或传统原因而戴头巾的中青年女性中。通常的处理包括使用硬支气管镜和较少使用的软支气管镜检查[60]。这些金属钉可能会向下移动到第三隆突，取出它会很麻烦，增加了医源性气道损伤的风险。在少数病例中，可能需要使用透视引导的支气管镜、开胸手术或电视辅助胸腔镜手术来取出异物。Sersar在2011年也报道了不使用镊子的体位引流术，称之为“埃及技术”[61]。Elsayed等人使用结合技术取出嵌塞在支气管壁上的围巾别针[62]。另一种新技术是通过将磁铁固定在支气管镜吸盘上来回收抽吸金属针，该技术被证明与传统方法一样安全[63]。

在处理急诊异物吸入病例时，每个支气管镜单元都应确保采用硬或软支气管镜，并结合多种镊子或解决方案非常重要。胸外科医生、麻醉师和儿科医生之间的持续沟通将提供最佳的术前和术后管理。

埃及胸部创伤

虽然既往研究显示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钝性创伤是埃及第五大死亡原因[64]，但因为没有国家报告系统来评估创伤的确切负担，我们认为该原因被低估。2011 年之前埃及一家大型创伤中心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所有已登记的受伤原因死亡人数中，胸部受伤是仅次于头部受伤（34.6%）的第二大死亡原因（17.7%）[65]。在埃及革命的随后几年中，这种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报告显示所有胸部受伤病例中有 60% 以上是由于穿透性创伤（图4）[67]。胸外伤严重程度评分（Thorax trauma severity score, TTSS）结合了患者相关参数与解剖和生理参数，可在急诊室轻松计算。评估埃及两大型创伤中心的患者[68]。最近在创伤中使用 VATS缩短了住院时间，减少延迟开胸手术的需要[69]。在连枷胸和胸骨骨折的手术固定中，钢板的使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金属线[70-72]。

图4
图4 侧位胸片：一整把锋利的厨刀从脊柱后部至胸骨后方，此类外伤是埃及常见的胸部急诊[66]。

学术性胸外科

埃及心胸外科学会（Egyptian Society of Cardiothoracic Surgery，ESCTS）是埃及心胸外科领域的官方负责组织。它于1993年成立，作为埃及医生协会的一部分，然后于1996年成为一个独立的协会。它关注埃及心胸外科的教育、研究、培训和知识的传播。《心胸外科医生》（Cardiothoracic Surgeon，CTS）是埃及心胸外科学会的官方出版物，它是一本致力于研究心脏和胸外科所有领域的开放获取期刊。该期刊目前收到来自国内和国际作者的投稿各占一半（图5）。CTS是《埃及心胸外科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Egyptian Society of Cardio-Thoracic Surgery，JESCTS）的延续；第一期 ECTS 杂志出版于 1994 年，最初名为《埃及心胸外科学会公报》（The Bulletin of the Egyptian Society of Cardio-Thoracic Surgery）。从1996年1月起更名为为JESCTS，并开始拥有ISSN：1110-578X。至2018年底，其名称再次更改为《心胸外科医生》（CTS）。该协会的另一份期刊也开始发行，名为《埃及心胸外科医生》（ECTS）[73]。

图5
图5 埃及心胸外科学会的官方杂志

在过去5年中，晋升为副教授和教授的外科医生人数分别为48人和28人。语言并不是障碍，英语是埃及的第二常用语言。历史上，埃及几乎所有的心胸外科医生都能处理大多数常规的胸外科手术。但由于心脏外科中心的出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需要手术的心脏病患者越来越多，以及心脏外科独立研究小组的建立，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此外，少数的外科医生细分为专门的胸外科医生。

中西方胸外科培训学校的印迹在埃及目前先进的胸外科实践中得到广泛体现。意大利、英国、土耳其、印度和中国（上海肺科医院）的海外培训各不相同[60]。因此，考虑到许多埃及外科医生越来越倾向于单孔VATS手术（图6），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埃及中心采用单孔VATS手术，多孔VATS手术，剑突下VATS手术或杂交手术，这是根据外科医生的教学流派而定的。在这些先进的中心，可以安全地进行VATS肺叶切除术、VATS肺段切除术、VATS胸腺切除术、VATS胸腺剥脱术、胸腔镜修复胸壁畸形，以及复杂的主要胸廓手术，如袖状切除、复杂气道重建和根治性间皮瘤手术。

图6
图6 单孔胸腔镜目前也在埃及胸外科的几个大中心开始尝试

反过来，在埃及心胸外科医生协会的赞助下，每年举办多个国家训练动物实验室讲习班，以培训其他愿意做胸外科医生的人。Assiut VATS年度研讨会[19]、埃及心胸外科学会年会的VATS研讨会和不定期的尸体胸外科研讨会（图7）被认为是目前主要向下一代胸外科医生传授专业知识的国家/国际研讨会。其他小型讲习班也存在，但它们不定期运行。在埃及，拜访外科医生是胸外科培训的另一种方式，一些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会去其他中心亲自或帮助他人进行一些高级手术。这能是由一些在埃及境内的国内外科医生或不时访问埃及的国际外科医生所采用[19]。另一方面，一些具有基础知识的高级注册师在一些高级中心进行短期观察，以获得更多关于微创手术的知识。

图7
图7 Junior surgeons during wet lab training session; Cadaveric VATS workshop (NTI, Cairo, Egypt. May 2018). VATS, video-assisted thoracic surgery; NTI, National Training Institute. This image is published with the participants’ consent.

埃及的COVID-19和胸腔外科手术服务

新冠肺炎对埃及的影响和对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一样非常严重。在埃及，从2020年1月3号到2021年6月4号，已经向WHO报道了265489例新冠确诊病例和15222例死亡病例。到2021年6月1日，总共有2678411剂疫苗被接种[74]。

在埃及，COVID-19对肺部筛查的影响十分有趣，因为相比于PCR所花费的125美金，私人放射中心的胸部CT的费用低至25美金，所以我们注意到大量的自我转诊病例扫描排除了COVID-19感染，然后咨询医生关于其他异常的发现，这对意外发现病变而要求手术的患者的数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还没有被报告出来。这与世界上几个拥有LDCT肺癌筛查项目的中心的报告相矛盾，这些报告称COVID-19对肺癌筛查造成了重大干扰，导致新筛查患者减少，一旦筛查恢复，怀疑为恶性结节的比例增加[75,76]。

因此，胸外科受到了消极的影响，许多中心削减了他们的择期手术服务。回到正常的手术程序是每个外科医生的职责。需要考虑几个因素，供应链、护士数量、可用的ICU床位、有限的个人防护装备，肺功能检查、支气管镜检查和PCR等诊断程序的资源有限，以及为每个患者和医务人员进行的其他检测[77]。

自2020年2月以来，所有医疗保健服务都受到COVID-19大流行的严重影响，包括埃及的胸外科服务。为使医生、护士和ICU床位能更好地面对疫情，减少交叉感染的发生，根据疫情的发展阶段，对择期手术的继续或暂停设置不同的规定，但有明确的指示，要立即处理紧急情况和癌症相关的情况。一些主要中心联合编写了一份埃及胸外科医生的暂行指南，以帮助新冠肺炎时代的决策[77]。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大流行期间，一些选择性手术的病例比以往少了很多，如漏斗胸。

埃及目前还没有肺移植项目，但先进的模式已被用于重症COVID-19的管理，即静脉-静脉ECMO。尽管埃及的16例病例中100%的死亡率的结果令人沮丧，但埃及有关报道称全球死亡率约为49%[78,79]。埃及ECMO预后不佳的一个原因可能是，长期机械通气恶化后，人工肺的安装延迟，这被证明与COVID-19的预后较差有关[79]。

未来展望与挑战

毫无疑问，过去几年里，受微创胸外科的吸引，胸外科就业人员数目激增，这一状况在心脏外科从业趋势也得以体现。

在当今日新月异的医学世界中，尤其是外科方面，胸外科医生不仅要为他们的患者提供最好的、安全的、最新的治疗，而且要通过分享他们的结果来为临床研究做出贡献[80]，这一点变得至关重要。外科医生需要提供术后新治疗方法的结果、快速跟踪方案、发生多种合并症的老年患者预后等。患者可以在网上获取心仪外科医生的既往治疗结果的数据。此外，随着成本效益环境的意识与日俱增，医院加强评估护理质量。缺乏适当设计的数据库可能会导致心胸外科试验报告和前瞻性研究的不足[81]。

经过有效的公共卫生运动，如戒烟[82]和治疗方面的改进，特别是在免疫治疗领域，一些国家的肺癌死亡率已经下降。此外，在大型临床试验中发现，每年的低剂量CT （LDCT）筛查计划可以将高危患者的肺癌死亡率降低至少20%[83,84]。埃及的几位胸外科医生正在参与建立一个由国家主导的项目，以建立一个肺癌筛查项目，该项目可能获得同样对发现早期肺癌患者感兴趣的国际医疗公司的资助。

埃及的胸外科手术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萧条，但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观察到，随着VATS的引入，人们对胸外科的热情再次高涨，甚至包括那些由于粘连而一度被认为不适合微创入路的炎症性疾病[85]。

先进的技术一直吸引着年轻的外科医生。此外，将VATS作为护理标准进行宣传，对培训具有很好的说明作用，缩短了年轻外科医生的学习曲线，并促使他们比以往更容易接受这一专业。还有像上海中心这样的大型中心，每年有超过8000个病例，为不同国家提供培训机会，80%以上的病例是通过VATS完成的，这将吸引更多的年轻住院医生来专业学习[86,87]。

筛查项目一直是所有卫生工作者的梦想，为更早地发现全世界的肺癌患者，以便有更好的预后。虽然埃及没有一个正式的筛查计划，但大多数医生认为低剂量CT可用于对高危人群的筛查[88]。

在埃及，肺移植是一个涉及多因素的难题。1997年，爱资哈尔大酋长Mohammed Sayed T antawi宣布，他想在死后将自己的器官捐赠给需要的患者，这一举动很大程度地弱化了宗教因素导致的偏见[89]。但社会对尸体捐献的接受度仍然很低，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公共教育项目，包括医疗、宗教和法律当局，以提供埃及人对尸体器官捐献的接受度。

结论

埃及的胸腔外科医生对其专业的未来持乐观态度。为满足年轻外科医生日益浓厚的兴趣，埃及将推出培训计划。机器人手术已被引入到埃及的其他外科部门，而且很可能也会进入胸外科领域。埃及胸外科医生的学术成就似乎具有国际影响力，随着更多合作的开展，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回忆古埃及胸外科史的荣光，埃及现代胸外科的前景必然更加光明，在未来的十年有望实现当前的梦想。

Acknowledgments

The authors are extremely grateful for all cardiothoracic surgeons in Egypt whom their work and support made this review possible. The authors would like to thank Dr. Mohamed Abdelghany for his extreme effort and help in searching for the historical section and English-language editing of the manuscript; Dr. Said Abdelrazik, Mr. Atef Elazazy and Afif-Eldin Elsherif library for providing a copy of A. R Hassan Book; Ms. Celine Burnand for providing photos from her grandfather’s collection; Mr. Hassan Abdel Raouf Hassan and his family for providing information, photos and original copies of Abdel Raouf Hassan books; Dr. Zakaria Massoud’s family, Prof. Adel Adawy, Prof. Osama Farouk and the Egyptian Medical Association for their assistance in finding the historical articles; Dr. Ahmed Hussein and the Egyptian Medical Syndicate for providing information form their registry; Prof. Sameh Elamin, Prof. Mahmoud Elbatawy, Prof. Omar Shabban, Dr. Mona Mina, Prof. Mokhtar Madkour and Dr. Maiada K. Hashem for their wonderful effort and cooperation.

Funding: None.

Footnote

Provenance and Peer Review: This article was commissioned by the Guest Editor (Alan D. L. Sihoe) for the series “Thoracic Surgery Worldwide” published in Journal of Thoracic Disease. The article has undergone external peer review.

Peer Review File: Available at https://jtd.amegroups.com/article/view/10.21037/jtd-21-723/prf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have completed the ICMJE uniform disclosure form (available at https://jtd.amegroups.com/article/view/10.21037/jtd-21-723/coif). The series “Thoracic Surgery Worldwide” was commissioned by the editorial office without any funding or sponsorship. The authors have no other conflicts of interest to declare.

Ethical Statement: the authors are accountable for all aspects of the work in ensuring that questions related to the accuracy or integrity of any part of the work are appropriately investigated and resolved.

Open Access Statement: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NoDerivs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NC-ND 4.0), which permits the non-commercial replic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article with the strict proviso that no changes or edits are made and the original work is properly cited (including links to both the formal publication through the relevant DOI and the license). Se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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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介绍
杨菀
川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川北医学院胸“星”外科学术团队成员，胸外学术时间公众号编委，参与翻译AME杂志社书籍一部，于2020~2021年度获三等奖学金。（更新时间：2022-02-06）
译者介绍
陈婷婷
川北医学院医学影像学系。川北医学院胸“星”外科学术团队成员，胸外学术时间公众号审核编辑负责人。大三获得英语专业辅修学士学位，掌握日语技能。作为副主译，参译AME出版社书籍10部。于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3篇，受邀参加2021年日本胸心外科年会（JATS 2021）并作大会发言。参加第十六届“挑战杯”并荣获四川省银奖。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国家级课题1项，省级课题1项。于2019-2020年度获三等奖学金。（更新时间：2022-02-06）
审校介绍
田东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日本东京大学外科学博士（肺外科）；四川大学外科学博士（食管外科）；美国UTMC访问学者；加拿大多伦多总医院肺移植Training Fellow；日本京都大学Research Fellow。国际肺癌研究协会会员（IASLC），国际食管疾病学会和欧洲食管疾病学会会员（ISDE + ESDE），亚洲胸心血管外科协会会员（ASCVTS），四川省胸心血管外科青年委员，Journal of Thoracic Disease杂志，《中华肿瘤杂志》及《临床与病理杂志》编委，多本SCI收录杂志同行评审专家；美国胸外科协会 (AATS) Graham Training Fellowship获得者，国家留学基金委高水平大学公派博士研究生奖学金获得者，中日笹川医学奖学金获得者，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全国优秀论文二等奖获得者。（更新时间2022/7/18）

（本译文仅供学术交流，实际内容请以英文原文为准。）

Cite this article as: Elkhayat H, Elsayed HH, Adel W, Elkhouly AG, Abdellateef A, Amin WAM, Abd El Hafiez AI, Beshir H, Elsayed YA, Elhamami MM, Wahby EAM, Gamil EE, Elminshawy A. Thoracic surgery in Egypt. J Thorac Dis 2022;14(4):1282-1295. doi: 10.21037/jtd-2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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